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，在保護和發展的過程中似乎存在著一對“矛盾”：孤立式保護會導致文化遺產與社會發展割裂，單一開發可能破壞文化的真實性和完整性。如何破解這一難題？實踐證明，社區力量的深度參與是關鍵。當居民從“旁觀者”變為“共建者”，文化遺產保護便能與社區發展相互賦能，實現可持續發展。這在多地實踐中得到生動印證，其中良渚古城遺址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良渚古城遺址通過構建“生態公園+活力環境”的發展模式，生動詮釋了“在保護中發展，在發展中保護”這一理念的深刻內涵。它并未將遺址封閉，而是通過科技賦能保護、文化激活社區等路徑，讓古老文明與當代生活和諧共存、相互滋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良渚遺址核心區所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既是經濟發展高地，也是文化遺產保護標桿，證明保護與發展可以相互促進。
良渚古城遺址保護高度重視文化認同感與居民參與感的培育。2011年，良渚文化村3931戶居民共同創制“村民公約”，涵蓋26條文明約定，借此構建起“熟人社區”，增強居民精神認同。在此基礎上，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積極推動居民參與社區共創。比如，2025年“良渚秋社”37天內匯聚近60場社群自主共創活動——培育出健康、良性且可持續的社區文化營造機制。良渚文化村還創新議事機制，通過“陽光議事團”以“線上議和線下決”開展民主協商，問題解決率超95%，有效推動社區治理。
良渚古城遺址保護構建了兼顧遺址安全與民生改善的創新機制體系。一是精準施策平衡保護與安居，提出“分類分批集中申報”機制，鄉鎮統一編制建房計劃，居民集中申請，政府補償考古等費用，保障遺址安全與居民安居。二是“飛地”模式創新反哺，針對保護區14個村落，在區外建設發展大廈，發展物業經濟，實現“區內保護、區外發展”，將保護壓力轉化為振興動能。三是多元協同構建共治，良渚街道發揮引導作用，形成“社區大黨委”統籌社區、物業、業委會“三方協作”及12支“聯網小伙伴”隊伍參與的多元治理體系，整合資源，聯動開展黨群與民生服務。
在產業發展上，良渚遺址管理區注重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發展動能，推動文化保護與經濟良性互動。一方面，通過文創賦能文化遺產，實施“良渚MEI”生活美學工程，聯合高校等成立生活美學聯盟，多維度闡釋良渚文化，開發600余款文創產品，2024年銷售額達2.7億元，爆款產品頻出。另一方面，以產業集聚打造文化高地，良渚文化大走廊串聯多種文化資源，集聚1000余家規模以上企業，在數字內容、動漫游戲等領域優勢明顯。憑借特色產業助力鄉村全面振興，新港村依托遺址底蘊，建設特色設施發展新型業態，讓村民在家鄉安居樂業。
實踐表明，文化遺產保護與社區發展可以相得益彰。其成功的關鍵在于實現從“靜態保護”到“活態傳承”的轉變，讓沉睡的遺址“活”起來，融入現代生活，成為滋養社區的文化土壤。同時從“就保護談保護”跨越到“保護與發展統籌”，將遺址保護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局，實現最小干預和可持續發展。
文化遺產保護為社區發展注入發展動能。通過遺址公園、博物館等載體發展文旅產業，激活關聯業態。比如沉浸式歷史場景吸引游客，帶動餐飲、住宿、文創、導覽服務等就業，為居民創造直接收入。獨具特色的文化遺產是社區的“金色名片”，承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。通過引發文化共鳴，既能激發對本土文化的自豪感與根脈認同，也能聯結不同年齡、背景的居民，進而提升社區的凝聚力。遺址保護工程通常會帶動社區升級基礎設施與生態景觀，改善遺址保存條件，為居民提供宜居環境。遺址公園與博物館是天然的“活態課堂”與“文化客廳”，在豐富社區文化服務的同時，提升當地人文氣質。
社區發展則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持續支撐。當居民因為文化遺產保護而在就業、居住環境、文化服務等方面受益，角色便從“被動旁觀者”轉為“主動守護者”，自發參與文化遺產保護。居民是傳統技藝、民俗節慶的傳承者，通過代際實踐能將靜態遺存轉化為可感知的當代文化體驗。世代棲居的居民掌握遺址周邊地理特征、民間口述史等“隱性信息”，能為考古研究填補信息空白，提供獨特的人文視角。矛盾協調機制將社區訴求嵌入保護規劃，統籌解決土地使用、資源開發矛盾，推動保護與社區需求同頻共振。
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：成都將市中心足球場變為開放式遺址公園，洛陽用20平方公里遺址建成考古研學基地，蜀道遺產帶動居民成為向導……成功案例的背后，是走向可持續發展的“中國之道”。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，本質是讓文化遺產“活”在社區里，是讓文化遺產成為社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、充滿活力的一部分。當社區從保護中受益、為保護賦能，保護便不再是外在要求，而是內生的文化自覺——這正是中國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貢獻的智慧。
來源： 人民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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