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朝中期誕生了兩部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史上影響極大的名著，一是文論家劉勰撰著的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著作《文心雕龍》，一是蕭梁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著名詩文總集《文選》。《文心雕龍》《文選》前后繼踵，劉勰和蕭統又過從甚密，論者多據《梁書·劉勰傳》“遷步兵校尉，兼舍人如故。昭明太子好文學，深愛接之”等語，認為蕭統編纂《文選》時頗受劉勰影響，蕭統理論觀點和選文標準均略同于劉勰，而蕭統、蕭綱兄弟的文學觀則頗不相同。如周勛初先生說：“昭明系統的文人提出的藝術標準與劉勰提出的折中說是一致的。” 蕭統、劉勰“二人相處既久，感情又很融洽，當與文學見解上的相合有關”。同時，“蕭統服膺儒術，事親至孝，有仁政愛民思想，史稱其‘仁德素著’，思想作風與二弟（蕭綱）不同”（《梁代文論三派述要》）。穆克宏則稱：“蕭統與劉勰有共同的愛好，有頗多相同的文學思想和文學批評實踐。”（《劉勰與蕭統》）李金坤也認為：“種種跡象表明，劉勰的文學思想不可能不影響蕭統，而蕭統《文選》受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影響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。”（《劉勰與蕭統關系原論》）劉勰與蕭統關系密切，二人當有較多的文學交流，蕭統亦當熟悉《文心雕龍》，或許都不必懷疑，但劉勰卻并未加入蕭統文學集團也是事實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，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文學觀有著明顯的相異之處。
首先，考察《文心雕龍》文論體系，實以征圣、宗經為其旨歸。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所言“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，隨仲尼而南行”，彰顯其“敷贊圣旨”之意甚明。本此，在劉勰看來，一切文體無一例外都源于儒家經典，后世文體新變，仍必須守經典之常，否則被視為異體。其論詩體所言“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為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”（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）無疑頗能說明問題。而《文選序》雖也體現了一定的儒家觀念，但其衡文標準顯然并非主要依據儒家經典。就詩歌而言，《文選》入選四言詩為38首，五言詩則達到400多首，四言不及五言十分之一，這不僅反映出蕭統等人對五言詩重視遠過于四言，而且也體現了《文選》編選者對詩歌發展史的客觀把握。
其次，《文心雕龍》論文包羅經史子集，并不刻意區分文學與非文學，體現的是雜文學或文章學的觀念，因而《文心雕龍》也被看成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著作。而《文選》則具有明確的選文標準與選文范圍，《文選序》稱：“若夫姬、公之籍，孔父之書，與日月俱懸，鬼神爭奧，孝敬之準式，人倫之師友，豈可重以芟夷，加以剪截？老、莊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為宗，不以能文為本。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話，辯士之端，冰釋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，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子史。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。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。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”可見，蕭統對經、史、子部著作明確不予收錄，即便收錄了少數史論贊文字，也顯然是看重其突出的文采，所以摒棄了《史記》的論贊。這與劉勰稱贊《史記》論贊，甚至對《史記》十志都推為“該富”可謂對比鮮明。由此可見，《文選》選文與《文心雕龍》的廣納兼收十分不同，《文選》歷來被視為一部純粹的文學選集。
再次，《文心雕龍》雖不反對文章華彩，但更強調華實相配。劉勰在文學發展上主張通變，但尤其注重常、變結合，強調變中守常。他雖然肯定“時運交移，質文代變”（《文心雕龍·時序》），同樣具有文學發展的觀點，但又對“后之作者，采濫忽真，遠棄風雅，近師辭賦，故體情之制日疏，逐文之篇愈盛”（《文心雕龍·情采》）的尚文棄質之風顯然不能認同，因而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對“張潘左陸，比肩詩衢，采縟于正始，力柔于建安”已有所批評，對“江左篇制，溺乎玄風”更加不滿，至于“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。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；儷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”，尤非劉勰所認同，因而《明詩》篇中對南朝詩人竟一無所及。而《文選》不但收錄西晉陸機、潘岳詩歌特多，而且對南朝謝靈運、顏延之、沈約、謝脁等人詩作同樣極為推重。
要之，《文選》《文心雕龍》衡文觀點實有分歧。劉勰標舉的是孔子“文質彬彬”之傳統，且傾向于先質而后文。蕭統則雖稱不選儒家經典，是因為對周孔等著述不敢芟夷剪截，其選文遵循“事出于深思，義歸乎翰藻”（《文選序》）的基本原則，且有為文須“麗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文質彬彬”（《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》）之論，但具體衡文卻更重視“踵事增華”、聲彩動人的作品。相對于劉勰的尊古守正，蕭統顯然傾向于重今，且表現出明顯的先文而后質傾向。
蕭統生長于蕭梁宮廷之中，其文學思想和文學實踐都離不開其父輩和梁朝宮廷文學環境的影響，蕭統的部分詩歌如《美人晨妝》《林下作妓詩》等，風貌甚至很接近宮體。蕭統的文學觀雖然與蕭綱存在差異，但并非因此而與劉勰保持一致。作為最能體現蕭統文學成就與文學觀的《文選》，基本不選綺靡浮艷之作，這是他在《文選序》中提出“遠而不放，麗而不淫”文學主張的體現，也是他選文要樹立文章典范的要求。盡管如此，《文選》還是首先注重“遣言貴妍”“五色相宣”的作品的，這與《文心雕龍》重“文章之用，經典枝條”，而明確批評“辭人愛奇，言貴浮詭，飾羽尚畫，文繡鞶帨”（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）顯然是有異的。
來源：光明網
掃一掃分享本頁
